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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逆行斋主人 发表于： 2010-06-12 13:51

屈原不过一怨妇耳

　　端午又到了，各类纪念文章、活动又纷至沓来，颇有目不暇接之感。只是因为纪念一个人，到后来却成了全民族的一个节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几千年演化而来，屈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文有屈原，武有岳飞，如果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爱国者排成队，这哥俩肯定排在前头。

　　我们翻翻史书，看看屈原到底做出了那些惊人业绩，如此万古流芳、名垂青史呢？论功绩，比不上同时期的管、乐、苏、张；论作为，和商鞅、范睢、李斯、伍员差距甚大；蹇叔、百里奚急流勇退，堪称大智；郑伯、杞梁战死沙场，方为忠良。韩非因才被嫉杀，伍子胥、文种因忠而被赐死，和这些人相比，屈原只是因为一个被贬，看不到楚王，就披散着头发，在江边一边走一边唱，脸色憔悴，形容枯槁，整得像抽大烟似的，一觉醒来，抱起块大石头，“噗通”一声就跳江自尽了（“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罗江而死”），用现在的话说，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弱了。他姐姐尚能说出“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这样的道理来。

　　估计屈原在自杀前，一定是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对楚王（是楚王而不是楚国）这么忠诚，他怎么老怀疑我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像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哭天抢地，呼爹叫妈（“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遇见一个打渔的，也要讲一番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大道理，说哪天我就跳河死了喂鱼（“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整个一个怨妇。

　　说屈原是一个怨妇，并不是糟践屈原，他在《离骚》里就用香草美人来自喻：“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为被君王贬斥的臣子和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所以这个语境就流传下来，后世许多文人都用弃妇、怨妇来自喻、自嘲。

　　不过，屈原的文学才华，在中国历史上那倒是数一数二的。大抵文人，都有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所以文人干政，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中国历史上失意文人多得是，如司马迁、李白辈，屈原的际遇暗合了这些失意文人的心境。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屈原的形象也就在这些文人笔下一次次被放大。

　　这还不是屈原最终成为文化符号的最根本原因，看看屈原逐步神化的过程，人们可以看出些端倪：

　　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尊封屈原为清烈公，将屈原祠修缮并更名为清烈公祠。以后，自元、明到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历任州官，对清烈公祠多次进行维修，并晓州民：“岁以五月五日致祭”。

　　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

　　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公元200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6月8日)，端午节首次正式成为国家法定假日。

　　由此可见，官方意志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和端午有关系的古人——伍子胥，命运就没有屈原这么好了。虽然在民间，崇拜伍子胥的人很多，但官方几乎从来没有什么褒奖。演变到后来，端午节从屈、伍二人转变成了屈原的独角戏，好像没有伍子胥什么事了。

　　究其原因，屈原是宁死不负君王、宁死不从二主；伍子胥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恩仇决绝。这二者，如果你作为统治者，你喜欢哪一个？

　　伍子胥与屈原的对峙，是报仇与忠君的对峙，是个体与集体的对峙，是暴民与顺民的对峙，是坚持个人权力与主张国家意志的对峙，是“烈丈夫”与“圣人心”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世道人心与精英庙堂的对峙。中国历史，其实就在伍子胥和屈原之间转换，人们不做伍子胥，就做屈原，不去杀人，就要被杀、自杀。

　　我们民族已经渐渐远离伍子胥了，这是时代的进步，这是法治的胜利。可我们还没有远离屈原，我们心中还有浓浓的屈原情结，还有人不让我们远离屈原，还有人希望我们像屈原那样永远忠于朝廷，忠于皇帝（也许不一定叫皇帝）。二十年前，有个叫曲啸（挺凑巧，也姓曲，说不定和屈原有血脉传承。即使没有血脉传承，精神上也是一脉相通）的不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当母亲的哪有不打儿女的，即使打错了，出发点还是爱儿女，儿女们又怎能由此怨恨母亲呢？我想接曲教授一句：就是有怨恨，你们也要像屈原那样，宁肯自己委屈投江，也不可像伍子胥那样拔刀相向。

　　端午节，我们可以吃粽子、赛龙舟、佩香囊，至于这个“屈原精神”，还是让它随汨罗江一起流走吧。